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 利来国际最老牌w66 > “常州三杰”是最早的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常州三杰”是最早的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在中国的光辉史册中,醒目地记载着中国三位早期领导人的名字: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以下简称“常州三杰”),他们一同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并早已形成党内外的共识和尊崇。值此纪念五四运动103周年和中国青年运动100周年之际,人们应该永远记住,“常州三杰”和、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等中国人一起,是最早的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最早的一批优秀员,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一批忠实践行者。

  “常州三杰”在青年时代就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最早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常州三杰”青少年时代所处的中国,是列强入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旧社会,也是“问题与主义”之争、道路之争、救亡之争十分尖锐突出的时期。“常州三杰”置身其中,曾经有过思想的迷茫、人生追求的彷徨,以及道路选择的困惑、忧国忧民的感伤。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已经开始初步接触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成为思想上追求进步的青年人。当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后,逐步嬗变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张太雷于1918年9月在天津英文《华北明星报》编辑部工作期间,结识了俄共党员柏列维,得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开始精读马列的著作,并着手秘密翻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受委托翻译社会主义革命文献,自此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的问题。从那时起,由于经常来往于北京大学和北洋大学之间,柏列维不仅成为张太雷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最初起点,还成为张太雷与李大钊联系的引路人和纽带。张太雷的思想随之突变,“已醉心于另一种新的做人标准,放弃旧的处世途径,态度甚坚决”。他说:“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1919年2月,他在天津发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大学生进步团体“社会改造会”,立志改造腐朽落后的旧中国。此后,经过五四运动的历练和到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等锻炼,至1920年3月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不久,张太雷加入。这是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团体,为创建中国播下了火种。在这个研究会里,张太雷接触了李大钊、邓中夏等一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一年,张太雷22岁,从此确立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初心,也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立志为奋斗终身。

  瞿秋白也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锻炼,在《新社会》编辑部里对中国社会进步进行了思考和探索。不过,他以“东方稚儿”的身份,1921年初到苏俄对十月革命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考察学习,写下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 等书籍和大量新闻报道,其间多次聆听列宁和斯大林的激情报告。他在对苏俄的工厂、学校、文化单位等社会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和研究后得出是“理想”、实现的是“人”等结论。他撰写的60多篇有关苏俄的报道中有40多篇被发回国内,在《晨报》《时事新报》上以“莫斯科通讯”专栏发表,共约16万字,向祖国人民全面、系统地宣传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变革和展现出的崭新面貌,具体生动地介绍了俄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民族等方面的现实情景。这一期间,瞿秋白逐步成长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12月,陈独秀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时,瞿秋白作为其助手陪同并做全程翻译。陈独秀发现瞿秋白马列主义水平较高,认为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动员他回国筹备党的三大。瞿秋白欣然接受党中央的安排,辞去了为期两年在莫斯科担任特约记者的工作,回到国内。这一年瞿秋白23岁。

  与瞿秋白、张太雷有所不同的是,恽代英经历了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初步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再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三个成长阶段。1920年秋,他受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社委托,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一部分,先后出版和发表。此后,他先后在《少年中国》《中国青年》《新建设》等多种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1922年5月5日,恽代英于马克思诞辰那一天,在川南师范学校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主持“马克思诞辰纪念会”等,组织青年进步学生学习《宣言》等,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重要传播者,那一年恽代英27岁。

  值得强调的是,“常州三杰”都是在20多岁就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成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而在当时的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人还是少数。“常州三杰”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播火者,也是最早一批接受革命真理的探路人。

  在“常州三杰”中间,最早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是张太雷,最早加入中国的也是张太雷。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早期组织,当时称“小组”,同年底(11月)决定成立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太雷是和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第一位女员)等人一道,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后来被列入一大召开时全国50多名党员名单之中。

  与张太雷有明确的入党时间不同,瞿秋白的入党时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定为1922年初,是一大之后加入党组织的党员。近年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共产国际三大档案解密后,才真正弄清楚瞿秋白入党的时间是在一大召开之前,即1921年5月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入党,是没有被记入一大召开时50多名党员名单的党员。据此,瞿秋白纪念馆已经在对社会公开的展出中正式予以更正。

  关于恽代英入党的时间问题,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准确的定论。《中国简史》一书中这样写道:“1921年夏,湖北利群书社在黄冈开会,在三天的讨论中,其成员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俄国式的党,并提议即将成立的组织称作‘波社’(‘波’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当得知中国成立的消息后,该团体很快停止活动,恽代英等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截至目前,关于恽代英入党时间有以下两个说法:一是1921年底恽代英在上海入党说,如《周恩来选集》上卷注释279认定,恽代英是1921年参加的;二是1922年初在四川入党说,根据张浩(林育英)1938年11月填写的“党员登记表”,他是1922年2月由恽代英、林育南在四川介绍入党的。由此推断,恽代英入党时间应该早于1922年2月。不管哪一种说法,恽代英属于一大召开后较早入党的党员,也属于最早入党的一批人。

  需要说明的是,“常州三杰”作为最早的一批员,都是在一大召开前后入党的优秀党员,都是青年党员——瞿秋白和张太雷22岁入党、恽代英26岁或27岁入党。他们是中国领导团队中的一员,将自己的生命、智慧和全部精力,融入了中国整个事业之中。他们先后放弃曾经的“小我”,走上了为党的事业和救国救民的“大我”道路。作为优秀党员,他们有许多名言金句,袒露其初心如磐、心胸宽广和使命崇高。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有,瞿秋白的“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张太雷的“谋天下人永久的幸福”,恽代英的“利国家、利社会、利天下”。

  “常州三杰”在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一批忠实践行者

  “常州三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在入党前,都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瞿秋白在北京、张太雷在天津、恽代英在武汉,在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得到了磨炼,逐步成长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他们还用自己的毕生精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瞿秋白同志从开始投身革命到最后壮烈牺牲,先后只有十多年的时间。从苏俄回国后,他从特派记者转变为职业政治家、革命家,一位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在广州,他受命为三大起草党纲草案,并参加党章修改工作,交由陈独秀修改。他在党章草案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以及要“促醒农民,与之联合”,否则“革命不能成功”的重要论断。瞿秋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在一大上当选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在四大、五大、六大上担任中央委员,特别是在八七会议上临危受命,主持党的领导工作,作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政治安排。他是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优秀先行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为《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作序,热情地歌颂和彭湃是“农动的王”。瞿秋白兼具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素质,具备深厚的理论和文学修养,领导左翼新文化运动,创作和译著了大量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太雷同志作为职业革命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艰苦探索和英勇斗争。在党的创立阶段,他积极从事建党建团工作,多次往返京、津、唐地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筹办期间,他与工人一同吃窝窝头、睡土炕,调查工人状况,扩大了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在党成立以后,张太雷对革命纲领的形成和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巩固,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两次受党组织委派赴苏俄,参与共产国际和青共国际会议,积极宣传中国的革命主张和中国的革命状况,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张太雷参与创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青年团,使共青团成为的助手和后备军。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积极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另一方面提醒革命阵营警惕的破坏。大革命失败后,张太雷担任第五届临时中央,参加八七会议,与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命于危难之际,先后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组织广州起义,成为第一位牺牲在战场火线中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恽代英同志在36年的光辉生涯中,有过到赣南办贫民学校,在上海大学、广州农动讲习所、黄埔军校、武汉政治学校等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历。1922年秋,恽代英曾组织30多名师生步行考察内江、南溪、宜宾等7个县,为期1个月,讲演20多场次,撒下革命的火种。他在主编《中国青年》《新建设》《红旗》等杂志时,写下大量的文章,留下了近300万字的遗著,被誉为“青年的领袖”。其中,有很大的篇幅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恽代英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动力、革命对象、革命任务和前途,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等重要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对内打倒压迫人民的军阀、对外打倒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其“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后来被所引用。他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为建立革命武装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常州三杰”的历史,实际上亦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我们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名誉院长、常州大学近现代史与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朱成山)